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深受社会各界关注和讨论。谈及数据保护，则首要任务应该是弄清楚数据的权属问题。关于数据的权属问题学界争论已久，在争论的基础上已经达成了四大基本共识。在共识的背后，却仍有更加重要的未知问题需要求索。许可教授从国际视野出发，结合中国具体现实的基本理论和实践，为我们详细指出了中国的“数据权利”之路在何方。

在网络科技日渐发达的当今世界，个人声誉甚至集体和国家的荣誉都更显脆弱。声誉机制与我们每个个体的生活都息息相关。那么该如何从法律层面去分析声誉的损害问题并做好修复和防护的法律准备措施呢？戴昕教授从公众人物的声誉危机出发，为我们解析了声誉问题的法律逻辑。

随着数据化和人工智能全球化的两大趋势影响，跨境数据流动成为了当今的热点议题，对金融业、电信行业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跨境数据流动是一个历史性的命题，它对于数据的依赖，对经济渗透的程度，在嵌入到全球化大背景之后对于中国来讲应当如何应对成为了当务之急。江溯老师认为中国采取实用主义的立场已经对不同的数据作出了不同的安排，能够很好的平衡数据安全和数据流动。但是在安全评估和风险评估上仍有很多地方不够细化，从实体标准到程序要求，我们都还没有设定相关的规则。因此在本讲的最后江溯老师也对中国的数据流动作出了展望。

考茨基和列宁在承认马克思资本主义的侵略扩张属性的基础上产生了分歧——国家在资本扩张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资本主义扩张到底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超国家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国家民族（以美国欧洲为中心）之间的斗争？疫情之下的产业资本结构正发生变化，我们不应停留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视角下将国家身份的认知停滞在统治阶级工具以及资本扩张的守夜人的角色上。孔元老师不仅看到了上述问题，也站在列宁的肩膀上以帝国主义的经济发展立场提出了解决方式。

如今机器正在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产生更多样化的服务，传统劳动职业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被逐渐平台化，人类劳动正在被数字劳动潜移默化的取代，大众更多的围绕着互联网展开生产。对于数字劳动灵活性属性的背后所掩盖的生产关系，法律并没有对此直接作出反应，胡凌提出关于数字劳动的司法在适应社会时存在着很多断层。同时他还提出设想，虽然在马克思的思想下，任何物品只有被商品化才能产生交换的价值，但是在互联网的作用下能否使社会价值的重点理性回归到人的社会性。

在如今产业全球化之下逐渐形成了中美欧三方势力相互依存的格局形态，以美国来讲，不论是在金融还是科技本质上都是数据的问题。洛克的劳动价值论是个人主义的，他所倡导的由个人享有的原始所有权在数据的发展之下会产生企业垄断问题进而导致社会分工不平等。但凌斌老师并没有予以完全的否定而是融入了马克思社会公有制的理论，对中国的数据产业做出了展望，希望中国的数据企业和数据创造在极大创造价值的同时兼顾对用户的隐私信息的规范和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已于近日公布，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围绕这部法律，法学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争论，成为不同法律部门与理论研究的热点：这部法更多是公法还是私法？主要依赖于何种法律部门保护？为何会受到如此高度的关注和热议？本次论坛将重点讨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来龙去脉，剖析该法的若干独特性，从而解释为何这部法律会引起如此多争议。

从过去的开眼看世界的中国，到如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此时中国的法理不同于传统农业时代的法理，也不同于西方工业时代的法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技术成为人类生产、生活与治理中的重要变量，更成为国家能力矩阵中的重要一环。法理也在因势而变、更新迭代，迎来了属于信息时代的新的法理。支振锋老师在回望历史与传统的基础上，针对未来中国法和国际法将会产生的变化展开了深入而全面的讨论。

比较宪法曾经是中国宪法学重要的知识和方法来源。在强调以中国宪法文本和实践为基础建构中国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当下，比较宪法研究是否仍然重要？比较解释之于宪法解释，比较法之于法教义学究竟有何意义？比较宪法研究，较之其他部门法的比较研究，有何特殊之处？如何克服“留学国别主义”等比较法研究的弊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比较宪法应当承担什么功能？应该如何规划国外法学院的求学之路？ 生吞活剥、简单移植和固步自封、拒绝排斥，都不是比较法研究的正确态度。在中国法治和法学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在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中重新定位

阎天老师以自己的学术论文《规制研究与集体劳动关系法学的交汇——以美国为样本的观察》为例，讲述了自己在耶鲁大学留学时期向哈佛、哥大等图书馆借阅有关规制研究的文献，梳理并再现了自己从想论文、写论文到最终投论文的整个过程。阎天老师认为在想论文时要绘制研究领域内的学科地图并理解关键学者，在撰写的过程中要做好建构学术对话和试水学界偏好的工作，在最后投稿时要谨慎选择投搞对象，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回应审稿意见。

网络犯罪是中国当今时代的高发犯罪，在近几年其发案率并不低于危险驾驶罪及盗窃罪，但是破案率却不足5%，因此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刑法总则上的理论意义。张健老师主要以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以刑事处罚的严厉程度为切入点，管窥刑法能否有效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考察了现有法律条文中的量刑要素对一批案件裁判结果的实际影响，具有十分完善的论证基础，深入揭示了入罪与刑罚的关系。

在大数据时代，平台经济的治理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其中，法律治理是所有现代化治理手段中的重中之重和核心手段。作为国内目前研究网络治理、数据合规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相关领域的年轻专家，周辉老师将结合其公法、私法以及知识产权等多方面法学背景，权威地为大家讲解大数据环境下，平台经济的法律治理新路径：由平台责任转向平台负责。

承接上期论坛所讨论的“平台经济的法律治理”中心议题，这期论坛更加深入细致地探讨了网络数据爬虫的法律治理路径。网络数据爬虫的法律治理涉及了包括民法、刑法以及行政法等在内的多个部门法，苏宇老师从“网络爬虫”的定义开始，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分析路径，从不同部门法的角度对其法律治理方式作出了深入浅出的学术讲解。

算法在当今社会扮演着一个基础设施的关键角色，在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自己被算法操控，例如网络普遍存在的算法沉迷、算法歧视以及算法霸权等。在这些算法危机背后，人们对算法如此焦虑和不信任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又该怎样面对和解决这样一种人类信息的群体危机？ 让我们跟随着张欣老师的分析，一起去追寻答案。

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大量投资需要意识形态的辅助，增强了社会对AI的接受程度。然而我们目前看到的AI应用却寥寥无几，似乎谈论纯粹的”AI能够改变世界“理念还为时尚早，或这本质上就是一个假命题。胡凌老师认为人工智能并不神秘，它本身就内嵌在一整套依托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方式中，只有看到生产方式本身才能真正理解AI对世界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将AI放置在互联网经济的整体环境下观察，承接网络法的问题意识，理解当各类信息服务变得更加自动化会发生什么以及AI会对社会提出何种法律问题。

王硕老师在本讲展示了用AI进行学习和研究的新视角——利用NLP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这种技术纳入到法学研究使之前需要大量人工的不可能完成的理论研究变为了可能。本讲围绕着亲属法的“差序格局”现象，以对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所有法律做一个分类统计的描述为目的，最终确定了以亲属主体来框定法条分类的研究方案。王硕老师分析了五幅图法、词向量法、扩大搜索法和沉淀法四种确定主体方法的优劣；在对条目进行信息抽取时展示了正则关键词法、实体标注方案和句法分析方案；最后总结了特征代替分类和特征生成两种条目分类方式。

《我不是潘金莲》这部电影让大家看到了法律存在不符合民众内心公正预期的现象，但是赵耀彤法官还从中看到了法律也能将“人情”摆在最高地位。他分析了李雪莲告状形成执念的内心起因，通过导演的滤镜，从国家法治现实层面剖析了上访者的内心世界。影片深深反映了现实中干部作风不扎实和对待群众推诿扯皮的不良风气，赵耀彤法官从指出李雪莲这个角色并不能真正反映“人民群众”的本质，他认为李雪莲和政府的冲突是权力话语对群众话语的绑架和迁移。最后以电影为省，提醒广大干部防止用人民群众的名义包装部门利益，并学会借助法治话语来治理难题，进而磨

疫情以来，互联网平台越来越嵌入人们的生活，它的崛起突破了组织企业的传统形态，改变了言论自由理论的基本框架，不仅激活了冗余的人力和资源，也降低了各类社会成本。汪庆华老师认为对互联网平台的解读需要上升到“个人-平台-国家”的三维关系视角，并将它的来源概括为数据、算法和构架，而规制、形塑数据权利的治理机制，就是确立个人信息控制为核心的权利保护机制。由于个人信息是算法迭代演进的重要燃料，所以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和强度直接影响到算法平台的监管，只有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才能纠正个人和平台之间信息失衡的状态。

随着人们越来越依赖数据平台来开展生活，数字平台引发的法律问题成为了焦点：德国前总理夫人Bettina Wulff诉谷歌诽谤罪、蚂蚁金服诉企业查查不正当竞争案、以及美团骑手在平台之下的困境等，都在一段时间里被众多学者热烈探讨着。在这些案件中，一旦某些个体或群体受到来自平台算法的负面影响，平台大多以“算法自动化运行”、“算法本身不具备价值观”为借口来逃避法律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如何认定平台责任，对平台进行监管？张凌寒老师在此之上又作出了进一步的追问：平台一直借助技术应用发展，为何到了今天追责困境才日益

疫情爆发，中国承受了来自西方的各种指责甚至阴谋论，左派在此时似乎和极右派达成了一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也随之爆发，中国的四个自信从未如此坚强过。紧急状态制度的本身固然是存在一些问题：它的启动是不可预知的，应对紧急状态需要什么行政权力也是无法预知的，所以通过立法规范一件无可预知的事情一直是其症结所在。然而目前西方的媒体虽然在言论上实现了自由，却并没有让国家的防疫效率有所提升，对此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审视紧急状态？傅正老师认为，失败的紧急状态会加剧灾难，所以我们的问题不仅仅是让紧急状态合法，更要让紧急状态制度有